2026年初，全球内存市场正经历一场罕见的价格风暴。据行业数据显示，DRAM和NAND闪存价格在短短半年内飙升80%至90%，部分消费级内存条价格甚至翻倍有余。一台原本配置32GB内存的中高端电脑，如今仅内存一项成本就可能增加上千元；智能手机、服务器、智能汽车等依赖存储芯片的产业也纷纷承压。面对如此剧烈的波动，公众开始追问：政府能否、应否介入这场“内存危机”？

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则牵涉市场机制、产业安全与公共治理的复杂平衡。

涨价并非偶然：AI狂潮重塑全球供应链

本轮内存价格暴涨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投机炒作或短期缺货，而是由生成式人工智能（AI）爆发所引发的结构性产能转移。大模型训练对高带宽内存（HBM）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，科技巨头如英伟达、微软、Meta等争相抢购先进制程DRAM，导致晶圆厂将大量产能从消费级DDR4/DDR5转向利润更高的HBM产品。

以三星和SK海力士为例，其2026年HBM订单已排至年底，占DRAM总产能近七成。而美光更是在2025年宣布逐步退出普通消费内存市场，全力押注AI芯片。这种“高价值优先”的策略虽符合商业逻辑，却让普通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成为代价承担者——他们既未享受AI红利，却被迫支付高昂的硬件成本。

更严峻的是，全球DRAM市场高度集中，前三家厂商合计掌控超90%份额，形成事实上的寡头垄断。在这种格局下，价格信号更多反映的是巨头战略，而非真实供需弹性。

政府干预：必要但需谨慎

从经济学角度看，自由市场通常能通过价格机制调节供需。然而，当某一关键基础元件的价格剧烈波动，且影响范围扩展至国民经济多个支柱产业时，政府便不能袖手旁观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干预不等于限价。直接行政命令压制价格，可能打击厂商扩产积极性，反而加剧短缺。更合理的做法是：

启动价格监测与反垄断调查：排查是否存在囤积居奇、捆绑销售、市场操纵等行为；

建立关键芯片战略储备机制：在价格低位时收储，高位时释放，平抑市场波动；

加速国产替代政策落地：通过税收优惠、研发补贴、政府采购倾斜等方式，扶持本土存储企业；

推动产业链协同：鼓励终端厂商与国产芯片厂签订长期协议，稳定供需预期。

事实上，中国已在行动。2026年1月，工信部联合发改委召开“存储芯片保供稳价”专题会议，明确要求“防范关键元器件断供风险”。长鑫存储、长江存储等企业也被纳入国家科技攻关重点支持名单。这表明，政府的角色不是取代市场，而是修复市场失灵、筑牢安全底线。

长远之策：打破垄断，构建多元供应体系

历史经验表明，存储行业具有强周期性——涨得越高，跌得越狠。2017–2018年那轮涨价后，DRAM价格在一年内腰斩，无数渠道商血本无归。当前这波行情虽由AI驱动，但其可持续性仍存疑。一旦大模型投资降温或技术路线转向，过剩产能可能瞬间涌现。

因此，真正的破局之道不在短期调控，而在提升自主可控能力。值得肯定的是，中国存储产业近年取得实质性突破：长鑫存储已量产17nm DDR5，市占率稳步提升；长江存储的232层3D NAND技术跻身全球第一梯队。这些进展为打破国际垄断提供了可能。

未来，政府应进一步打通“设备—材料—设计—制造—应用”全链条，尤其在光刻机、EDA工具、高端封装等“卡脖子”环节加大投入。同时，引导下游整机厂商优先采用国产芯片，形成良性生态闭环。

在市场与安全之间寻找平衡

内存价格暴涨，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全球科技竞争的新格局，也暴露出我国在基础元器件领域的脆弱性。面对这场由AI点燃的“芯火”，我们既不能迷信市场万能，也不能走向过度干预。

真正明智的选择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，以国家战略眼光布局关键技术，用制度韧性对冲外部风险。唯有如此，当下一次“内存危机”来袭时，我们才能从容应对，不再被动买单，而是掌握主动权——不仅买得起，更能造得出、控得住。